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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现代主义与抒情启蒙:20世纪30年代科普杂志中的毒气意象

《科普创作》 黄丁如 2020-06-24 16:30

1936年,一名科学爱好者如果翻开《科学世界》杂志七月号,也许会因首页颇具宗教意味的蒙太奇影像震惊:照片中一名女子与她怀中的婴孩皆戴着厚重的防毒面罩,她们的影像与一派安详的油画圣母圣婴像拼贴在一处,姿态相仿,似乎是对母性超越时空的赞颂,又仿佛是前启蒙时代的宗教意象在科学时代投下的诡异倒影,讽刺性地指涉西方现代性的“福音”及其变调回响。这幅题为《未来的圣母》的影像蒙太奇也是时空蒙太奇,包括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往日,现代毒气战初次登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以及一触即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标题下是一行小字说明:预示将来大战中交战国后方即刚出母胎之婴儿亦须佩戴面罩以防毒气之侵袭[1]。“未来”既寄寓在今日可能性的种子里,也在旧日一再重演的噩梦之中。紧随《未来的圣母》后的,是从工厂到战场一系列形态性能各异的防毒面罩照片及说明文字。同期杂志还刊有一篇题为“毒气战争的权威”的文章,介绍了毒气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使用、影响,以及防御方法。相较于《未来的圣母》更富于末世诗意的视觉表达,这些平实文字所介绍的历史沿革与科学原理似乎更符合一般人对科普杂志的想象。而看似突兀的未来圣母像却为本文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毒气战如何被想象成政治、科学乃至文学事件?科普杂志如何建构并疏导了人们对毒气战的想象?如何借再次赋魅的图像与文字重启批判性的启蒙想象?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来自空气的恐怖》(Terror from the Air)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的使用标志着现代战争摧毁的对象从敌人的肉身转向了敌人的环境,现代人也由危机重新重视环境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元素——土壤、水和空气。[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国同样经历了“来自空气的恐怖”。在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前提下,包括日本在内的侵略国发展化学武器的进程与中国化学工业的落后加剧了未知带来的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毒气战留下的图文资料为恐惧与不安提供了想象的基本形态。而这些图文资料经过重新编排,也成了思考未来中国化学战及其生态后果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未来的圣母》一样将毒气纳入对未来想象的视觉作品并不罕见。例如,同样在1936年发行的《生活星期刊》就曾刊登一幅题为“毒气罩改造了人类”的漫画,描绘的是毒气战如何渗透日常生活:普通的三口之家在玄关迎客,主宾却都戴着毒气罩。就连墙上悬挂的全家福,一家人的真容也都隐藏在毒气罩之后,为画面更添诡异色彩。[3]毒气罩既是科学技术为人身安全提供的保障,也成为遮蔽个体身份的异化象征。同年,上海发行的《防空画报》也登载了一辑宣传毒气战威胁的照片集锦。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两张并非直接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闻图片,而是烟雾缭绕的秦淮河与白墙黑瓦的江南无人街道。前者的标题是“毒气弥漫之秦淮河畔”,配文道:终有一天,敌军的瓦斯弹要在六朝金粉的秦淮河畔爆发起来。[4]图片中诗情画意的袅袅炊烟或渺渺晨雾在文字的暗示中化作伤人利器。而江南街道的配文则是:毒气弥漫的繁华区域,岂能仍作公子哥儿们的娱乐场所吗?[4]空荡的街道成了阴气森森的现代舞台,过去、当下与未来在此暗通款曲。战争的毒雾不仅侵入了日常的语境,腐蚀了往日的遗产,更将遮蔽未来的图景。而图中,毒气虎视眈眈的威胁也成为对漠视国难者的指控。

登载《未来的圣母》的《科学世界》是中华自然科学社自1932年11月开始出版发行的科普杂志。杂志发行以来,毒气战及其可能产生的人文、社会、生态影响就是其重要观点之一。首期的十篇文章里,两篇与毒气战有关。其中一篇是李秀峰写的《毒气战争历史的演进》。从此文中可以一窥中国科普创作中毒气战的信息来源。李秀峰不仅参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毒气战的学术研究,还征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幸存者的一手证词。例如,他翻译了英军S.J.M.奥尔德(S. J. M. Auld)大尉笔下初遇毒气的战士的感官体验与心理冲击:“我们试着想象当时那种有色的敌队攻来的感觉和境况吧。他们最初一无所知,只看见那黄绿色的气体风起云涌地由地下升腾出来,又渐渐地下降,顺着风平铺遍地,钻寻到每个地洞和岩穴。而且只要有这黄绿敌人的来临,所有战壕甚至枪孔都被占领了。他们最初只是惊讶,不久就有些害怕,待那最初如妇人额上梳的刘海一样蜷伏的烟云包围他们,使他们感觉到呼吸困难和作战苦闷之后,他们就恐慌了。他们中凡是尚能行动的,都跑出阵线,竭力想逃出毒云的侵袭。而它呢,绝不表示丝毫的同情,一味地追踪他们,而他们要逃脱这恶魔的灵掌的希望,终究失败了!”[5]65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引自奥尔德大尉的《现代战争中的毒气与烽火》(Gas and Flame in Modern Warfare)。此书是他在美国为美军进行毒气战防御培训时写的。[6]经过李秀峰的译介,这段文字的受众从将赴法国战场的美军士兵扩展到可能将在本土迎来毒气战的中国读者。李秀峰接着翻译了“英国卫理公会纪要”(The Methodist Recorder)上发表的一名随军牧师的证词,描述了毒气席卷一切的破坏力:“一种绿灰色的云头横扫到他们身上,而且这种烟云弥漫到地上的时候顷刻变为黄色,凡它接触过的东西,都被摧残,连植物也枯萎了,任何勇武的英雄也不敢冒这种危险。”[5]66类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也为后来科学小说的作者想象毒气战争造成的生态破坏提供了素材。

当然,科普作家帮助读者理解毒气战的方法并不限于译介相关文献。《科学世界》杂志后来在“科学小说”栏目连载了李秀峰的《防空演习》。小说围绕一次防空演习中男孩国仇同其父母与姐姐的对话展开。虽被称为小说,却并无多少叙事元素,而是借国仇父母之口,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防空军事常识,尤其是防御毒气战的方法与中国国防的现况。小说中除避难室与毒气罩内部构造的图示说明外,还穿插了大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毒气战的新闻图片,以及欧美与日本儿童参与军事训练的照片——小说的“演习”既是预演也是再现。[7-9]《防空演习》在构想未来毒气战中的攻防策略的同时,描绘了以国防为核心的家庭组织:国仇的父亲是防空学校的教官,姐姐国珍在演习中参与救治毒气受害者,而母亲则在家中操持家务并教育国仇。在家人的影响下,国仇从小立志成为一名空军军官,收复东北失地。正如主人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防空演习》不仅提供了战时科学启蒙的必要常识,更提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情感动员与救亡修辞的样板。

如果说李秀峰的小说想象了空袭尤其是毒气威胁对于军事化家庭关系的塑造,化学家高行健(笔名筱竹)的科学小说《冰尸冷梦记》则描绘了现代化学战争对整体生态与人类生存更为深远的影响。小说中,一位名叫吴邨的青年出于对时局的绝望,选择在1935年冷冻自己的身体等待未来救援。然而在200年后,当吴邨终于从冰山中被救出并通过新兴科技手段得以复活时,却发现已经来临的“未来”并不存在他想象的救赎:世界大战仍在继续,人类为了躲避持续的空袭与毒气侵扰集体搬入了地下。[10-11]出乎意料的是,农业活动仍在地面进行,由社会底层的罪犯充当地面劳动者,“敌人的毒气,正好替农作物来杀一杀虫,家畜都有防毒面具,所以也毫无损害”[11]1021。《冰尸冷梦记》结合穿插于文本中的新闻图片与漫画,呈现了当危机变为常态时人类的生存状态。200年沧海桑田,阶级观念与敌我意识不仅未被撼动,反而持续深化,确为一枕“冷梦”。在创作科学小说之余,高行健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毒气战背后的化学原理,以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取长短句词牌为化学元素创作了一系列《微乎其微词》。如以《绿意》写氯,上阕道:“流言不息,似衣绿裳黄,旧曾相识;死露横天,腥芥笼云,恶绝沙场尘刦;鎕锑晶粉无端下,扑簌簌、流萤圆寂;更偷将,脂烛松油,火葬倾城倾国。”[12]其中“死露”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路易斯毒气;“腥芥”则指有鱼腥臭的氮芥气,能引起皮肤溃烂甚至包括器官在内的全身性中毒,也是后来中日战争期间日军使用的毒气弹成分之一。又如以《清波引》写磷:“至今天马行空,纷纷下,火云鼠。关山间阻,撒兵豆蚩尤何辜?”[13]古典意象写的却是现代战争中的燃烧弹与烟幕。然而,旧体的奇绝辞章倘若缺少以现代科学语言写成的注释便无法发挥启蒙功效——事实上,当高行健在《科学世界》上发表《微乎其微词》时,词作与注释各占据版面的一半,形成文学与科学相辅相成又颇富张力的对话图景。高行健试图以传统体裁唤起读者对现代科学的兴趣,启蒙的努力伴随着赋魅的抒情。

为了进一步理解上述科普文本所呈现的糅杂形态,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在分析大众媒体尤其是好莱坞经典电影时提出的“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或许可以作为有益的理论参照。汉森“选择现代主义美学研究来涵括既表现又传播过现代性经验的各种文化实践……把这类现代主义称为‘白话现代主义’(以免‘大众’一词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武断),因为‘白话’一词包括了平庸、日常使用的层面,具有流通性、混杂性和转述性,而且兼具谈论、习语和方言的意涵。”[14]125在她的分析中,好莱坞电影不仅传播影像和声音,更为现代性经验提供“反身性”(reflexive)表达,从而创造了一种全球化的新的感觉机制,包括“重新组织日常生活经验的能力”[14]125。在某种意义上,《科学世界》是糅合全球性历史、跨语境媒体与知识生产、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文本实验,也可以视作一种帮助读者重新组织战时生活经验的“白话现代主义”实践。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科普作家实践“白话现代主义”的具体历史语境与当时的科学化运动息息相关。东北沦陷与上海事变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回应民族危机的急迫性,“‘科学救国’思想一度升温,以吴承洛、顾毓琇、胡渊博为首的一批科技界、文化界人士提出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改造中华民族,推行科学化运动,目标是实现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15]。这次运动在知识界有国立中央研究与北平研究院两大综合性研究机构支持;在国民政府内部,则受益于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整合官方意识形态与科学文化的努力。1932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同时获得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社团的响应。后者在同月发行的《科学世界》内容符合此次运动在民间推广科学知识的宗旨。1933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出版发行《科学的中国》创刊号,其中《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一文将科学化运动定位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补充:“‘五四运动’非无人注意于所谓‘赛恩斯’的探究,但又因主角诸君方集中精力于国语文的提倡,国故学的新诂,遂卒无余力以及于自然科学之阐扬和倡导。”[16]同期刊登的张其昀的《“科学”与“科学化”》一文则阐发了“科学国语化”的概念,试图将文学革命引入科学界。张其昀以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保(Alexander von Humboldt)暮年融会科学与诗歌的努力为例,鼓励科学研究者以“极其漂亮,极其有力量的科学文字,唤起国民,使注意于各种科学问题”[17]。需要强调的是,张文呼吁的不仅仅是清晰晓畅的科普表达或“国语的科学化”,其“科学的国语化”主张更有借助本土文学语言资源更新、唤醒科学语言的野心。这种野心在20世纪30年代科普作家的媒体实践中,获得了兼具启蒙与抒情功能的具象化表达。

20世纪30年代的科普杂志灵活使用新旧媒体形式,帮助读者在智识与情感层面理解和应对民族与现代化危机。科普作者创造的“白话现代主义”媒体文本鼓励读者重新思考人类动物性的脆弱及技术发展的潜力与限制,想象另类的存在方式。借助影像与文字呈现的毒气意象承载了人们对于战时环境变化的普遍恐惧,而在毒气的迷雾中纠结交错的时空体验则寓言式地质疑了科学启蒙的“透明”与线性进程。由此,科普作家的媒体实践为中国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结合科学理性与文学感性、全球现代性经验与本土文化资源的抒情式启蒙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未来的圣母[J].科学世界,1936,5(7):1.

[2]Sloterdijk,Peter. Amy Patton and Steve Corcoran trans. Terror from the Air [M]. Los Angeles:Semiotext(e);Cambridge,Mass: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2009.

[3]时事漫画:毒气罩改造了人类[J].生活星期刊,1936,1(12):5.

[4]毒气:毒气弥漫之秦淮河[J].防空画刊,1936,创刊号:29.

[5]李秀峰.毒气战争历史的演进[J].科学世界,1932,1(1):61-66.

[6]Auld,Samuel James Manson. Gas and Flame in Modern Warfare [M]. New York:G.H. Doran Co.,1918.

[7]李秀峰.防空演习(上)[J].科学世界,1936,5(1):70-76.

[8]李秀峰.防空演习(中)[J].科学世界,1936,5(2/3):278-282.

[9]李秀峰.防空演习(下)[J].科学世界,1936,6(1):87-97.

[10]高行健(筱竹).冰尸冷梦记(上)[J].科学世界,1935,4(9):905-910.

[11]高行健(筱竹).冰尸冷梦记(下)[J].科学世界,1935,4(10):1018-1022.

[12]高行健.微乎其微词:绿意·氯[J].科学世界,1938,7(5):216.

[13]高行健.微乎其微词:清波引·磷[J].科学世界,1938,7(5):215.

[14]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J].刘宇清,杨静琳,译.电影艺术,2009(5):125-134.

[15]范铁权.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中的社团参与[J].科学学研究,2010,28(9):1302-1315.

[16]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J].科学的中国,1933,1(1):1-12.

[17]张其昀.“科学”与“科学化”[J].科学的中国,1933,1(1):4-39.

作者简介

黄丁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包括战争与殖民史语境下的东亚现代主义、环境与医学人文以及当代华文文学。小说作品《孔雀捕手》曾发表于《上海文学》。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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