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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霞子科学童话的多元化杂糅特征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徐彦利 2021-07-02 17:59

在科学文艺的诸多分支中,科学童话是重要的一翼,它与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学诗、科学相声、科教电影等共同构筑起以“科学”为内核的文艺类型。叶永烈认为中国科学童话的起点为陈衡哲(笔名沙菲)写于1920年的《小雨点》。所以纵观中国的科学童话发展史,不过短短的80余年[1]。虽然与科幻小说等体裁相比它主要面向低龄读者,似乎更加浅显简单,但若写好却绝非易事。不仅需要知识性、趣味性、幻想性三者水乳交融的巧妙融合,而且更讲究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与起伏诱人的情节线索,并充分顾及儿童的理解力与好奇心,倘使不能紧紧抓住他们的阅读关注且不能开拓其对世界的认知便算不得上乘之作。霞子是近年来颇为引人注意的科学童话作家,她的作品高质丰产,题材多样,涉猎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共分四大类:科学童话、纪实童话、绿色童话、科幻童话。尤其《酷蚁安特儿》系列,“这部长篇科学童话已近80万字,大概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部科学童话了。”[2]塑造的童话形象涉及鸟类、家禽、昆虫、水族、花卉、树木,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狗、猫、鼠、蚂蚁,传说中的龙鱼、精灵等均在其创作视域之内。力作《酷蚁安特儿》系列和《骑龙鱼的水娃》系列在读者群中颇有影响,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时代科学童话的走向,反映出中国科学童话突破旧有形式,寻求民族文化之根,不断向本土化迈进的努力。或者可以说,通过霞子科学童话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出中国科学童话这一类别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思考与崭新尝试。这是一种新的出发,又是对遥远的传统文化的回归。

一、文化寻根与本土特征

1985年前后,主流文学以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人为代表掀起“寻根”热潮,打破改革开放后文学界西向侧目的态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文学增长点,将民族特色、本土文化、地域风情引入文本,由此诞生了《爸爸爸》《棋王》《小鲍庄》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寻根小说。然而与此相反,科幻、科普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却呈现出一派萧条退缩之势。1983年11月开始,国内的科幻作品遭遇冷风,多家科幻期刊被勒令整顿,各类科普杂志不再发表科幻作品,科学文艺类作品受到文学界、科学界的多重包围,在姓“科”姓“文”的压倒性讨论、质疑下,科幻作品缺少发表机会,即使偶有发表也多以展望未来技术革命的辉煌为主,如叶永烈写于1984年的《小灵通再游未来》。因此,主流文学轰轰烈烈的“寻根思潮”在科幻、科普领域不仅没能形成规模,甚至出现大规模滑坡和倒退的情况,显示出固步自封、与大众阅读脱节的令人扼腕的状态,科学文艺在一个极为狭小封闭的圈子内踌躇独行,举步维艰。然而,21世纪初霞子的科学童话却表现出对30多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学主潮的遥相呼应,清晰显示了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在文本中融入大量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使文本带上明显的中国化、本土化特征,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这既是对寻根思潮的回应,同时也预示着发掘科学童话新内涵、新起点的努力,标志着科学童话在思想维度上与主流文学的接轨。在此意义上,它跨越了单纯的童话体裁的限制,而用更深邃的目光观察世界与自身,显示了对本土文化的回归。当然,霞子科学童话的寻根与主流文学的寻根并不完全相同,韩少功等的寻根多依托富于某一地域特色文化,边陲小镇或北方一隅,带有强烈的地域独特性,而霞子的小说却将整体的传统文化作为着意追求融入所有创作中。

她将根须深深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用力探索华夏民族从历史源头一路流淌而来的滔滔之水,从源远流长的文化脉搏中吸取充足的营养输送至作品的主干、枝叶、果实,每个角落、每段文字都明确显示出本土化特征。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纵横交织的文化印迹。

对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赞许,对儒家文化“仁者爱人”的趋鹜,对《山海经》《老子》《尸子》《占书》《诗经》等古代文化典籍的解读与思索,对《失子惊疯》的讲解,对《水经注》中关于水的释义,其他诸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平沙落雁、鸿雁传书等中国典故更是俯拾皆是,撒满每部作品。

她的小说复现了北宋的人文风情,汴河与虹桥,集市买卖,裹脚的旧风俗,隋唐大运河,观看古代山西浚县的民间社火,吃子馍,品味山西特有的“背阁”之戏,以科幻、童话的形式对悠远漫长的中国历史、人文景观做了充分、细致的想象,而这些文化因素并未有游离与生硬之感,而是与情节、人物融为一体。对于文化与人文的关注是霞子创作中极为明确的显意识,她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章中明确提到这一点:“从文学角度看,文学即人学,特别是童话这种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群的作品,理当以人为本,充满关怀。”[3]“人文落点,才是一个作品的核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才将科幻的起因、科普的理念、童话的设定和人文的意义尽量合理地连接到一起的。”[4]

霞子小说中的人物水娃在对自身进行深入分析时引用老子对水的评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鬼奶奶给孩子们讲到鸡时提起“五德之禽”“平沙落雁”“鸿雁传书”及鸡日的来历,以及中国古代的四种神兽及各自的职责。《神奇的“鸟叔叔”》中回顾了“公冶长解百禽之语”的传说。《星星落在麦垛上》里讲述了中国人把鸡剪成窗花的由来。种种民族文化的嵌入并无违和之感,相反,却使人物与民族心理、集体无意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霞子科学童话传达给读者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带有科学色彩的故事,而是涵纳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这是与西方的《白雪公主》《海的女儿》《小红帽》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大林和小林》决然不同之处。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执着于传播传统文化的科学童话在国内并不多见,抛开情节不谈,作品中弥漫四溢的古华夏文明让人清晰感受到猎猎的民族之风和鲜活的汉文化气息。

在为文本注入文化活力的同时,作者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删减提纯,并非不假思索地展现一味拿来,而是将现代化气息与现代价值观充分融入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用现代化的语言、思维描述着上古时期的神话、仙话,营造出一种科幻与玄幻交织融会的氛围。在这些描述中,去芜取菁,删除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怠惰、保守、自大等国民劣根性,保留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向度,浪漫热情的精神追求,在深厚的文化根基上使文本的价值观及人物的思想闪耀着熠熠的民族光辉,许多人物形象干脆直接来自古代文化典籍。《骑龙鱼的水娃》中几乎将《山海经》中提到神鸟全部汇集在一起:远古神话中的神鸟帝江;可以抵御兵戈的寓鸟;一只脚的神鸟毕方,所到之处会出现大火;只有一只翅膀一只眼的比翼鸟,两只鸟合起来才能飞翔,所到之处会引起大水。此外还有上古时期黄帝的神龙应龙,曾助大禹治水,以及司风大仙、司水大仙、邪风婆等。这些形象既保持着远古传说的外形与特色,其行为语言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不仅使读者通过形象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与当代人的思想生活并行不悖。

霞子的文化自觉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具体艺术特色中,还体现在对科学童话现实作用的探索中,她的“酷蚁安特儿”系列写作初衷便在于发现市场上缺乏优秀的本土科学童话原创作品,于是花费八年时间写下了八卷本的系列童话。如今,“安特儿”已成为当代科学童话中的经典之作,其文化自觉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说明科学童话的寻根之梦绝不仅仅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而恰恰反映出读者及社会的呼唤。鲁迅多年前谈到木刻时曾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此话用在这里似乎十分契合,只有能够反映中国特征、中国人物、中国精神的作品才能真正代表中国,也才能为世界所瞩目。

二、科学主调与多元杂糅

童话的特色在于通过儿童的思维或儿童的语言反映他们看到的世界,它体现了儿童对世界简单、纯稚的认知,滤去了世间的黑暗与罪恶,纯净无邪的特质与其他任何文学体裁都不雷同。科学童话在童话中加入了科学的因子,对于世界的认知多了几许理性,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分解为细碎的情节播撒在文本中,在不知不觉的阅读中起到启蒙明智的作用。

因此科学童话首先要与科学相关,普及科学知识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失去科学性的科学童话将彻底自我消解,无法完成存在的自洽性。因此,过硬的、禁得住严格推敲(包括读者和专家双重考察与质疑)的科学要素,是科学童话必须面对的考验,这一点在霞子的作品中较为自觉,“在长篇科学童话《酷蚁安特儿》中,儿童文学作家霞子将有关蚂蚁的科学知识与妙趣横生的童话构思结合在一起,带着小读者踏上了探寻蚂蚁神秘世界的旅程。”[5]霞子小说将科学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作品中的科学绝不仅是一种故事的点染,只起到色彩的调和作用,而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传播知识、使读者开阔眼界、了解未知是其一以贯之的追求。阅读似乎为读者打开一个神奇的秘洞,通向迥异于现实的异彩纷呈的全新世界,这个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我们并未关注的。

《骑龙鱼的水娃》中对光棍树、佛肚树、沙漠玫瑰、巨人柱、百岁兰、生石花等奇特植物以注释的形式对其生活习性、外形特色、进化中的智慧等加以详尽描述。《神奇的“鸟叔叔”》中对各种鸟类知识的涉及几乎达到了专业辞典的地步。这里不仅汇集了各种不同的鸟儿,而且还对它们的不同之处进行了细致勾勒。有传说中的伯劳,常见的喜鹊、云雀、燕子、杜鹃、猫头鹰、乌鸦、布谷、黄鹂、百灵等,不太常见的山鹡鸰、水鸲、䴙䴘等,作品对它们的外形、特长、生活习性、孵化繁殖以及互相之间的恩怨关系加以详细介绍,一些人们并未想到过的问题被提出来并予以透彻解释。候鸟为何迁徙?大雁为何排成“人”字飞翔?伪巢的作用是什么?什么叫早成雏和晚成雏,鸟儿的寄养,鸟叫声中的鸣啭和叙鸣,鸟类的情感?这些有趣的知识,书中都做了浅显易懂、细致入微的讲解,不仅生动有趣且经得住鸟类学家的考证。写一本关于鸟的童话或许并不难,但如果将如此种类繁多的鸟儿涵盖起来,并统摄在同一主题下,使其相互之间和谐自然而不突兀,科学知识与情节进展二者的关系如水融入水一样浑然天成则谓为难事。为了写“酷蚁安特儿”系列,霞子大量阅读关于蚂蚁研究的科学书籍,将不同层次的知识融会贯通构成体系后再用童话笔法写出,本着有用则说、无用则弃的原则,自然而然地叙述出来,知识部分不仅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位置恰当,且毫不生硬。蚂蚁的不同分工,触角的作用,蚂蚁的婚飞,蚂蚁的语言,用信息素报警,用腺素留踪迹,用蚁酸战争,如何筑巢,蚂蚁的种类,举尾蚁、红蚁、悍蚁、拟黑多刺蚁、奇猛蚁、切叶蚁、绿蚂蚁、原始蚂蚁、织叶蚁等多种蚂蚁的性格、特征和拿手绝活,书中均有涉及。此外,还介绍蚂蚁被虫草真菌寄生后,头上长出蘑菇,蘑菇成熟后利用蚂蚁爬到高处,发射孢子弹,传播种子;中了孢子弹的蚂蚁,又会成为传播种子的工具。其中蚂蚁战胜大象的故事虽然带有某种异想天开的童话色彩,但在自然界却是曾经发生过的奇迹。肯尼亚草原上,褐色举尾蚁会攻击啃吃金合欢树叶的大象,使得树木得以保护。同时,作者亦会跨越主要人物形象,以闲笔的形式描绘出其他相关物种为了与自然灾害相抗争,保持种族的兴旺繁衍也会不断产生出各种本领,并使之变为天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如姬蜂和寄生蝇会把卵产到别的昆虫身上,让别人代养;放屁虫可以放出有毒的气体杀伤敌人,用屁弹将寄生蝇驱散。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读来津津有味,忍俊不禁,想不到这些微小的动物竟有如此聪明的举动,实在令人大开眼界。利用童话的特殊功能传播科学知识,使童话成为孩子们重要的知识来源,“不但丰富、发展了儿童文学创作,对青少年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起到了其他艺术种类难以企及的作用”。可以说霞子科学童话起到良好的知识传播作用[6]。霞子科学童话的知识性不仅客观确凿且充满趣味,耐心的介绍使读者了解蚂蚁这一物种历经亿年发展到今天,缘于其强大的适应自然的能力。这里的科学知识不是缺乏情感色彩的说教,而是嵌入在有趣的故事中,人物性格因情节烘托显得有声有色,情节又因人物的个性而起伏回转,令人手不释卷。

此外,多元杂糅也是霞子科学童话的特征之一,她的科学童话既是童话,同时也将科幻、科普、神话、仙话、逸事、传说、历史、玄幻、奇幻等诸多元素冶为一炉。神话元素如上古时期的人物、奉天帝之命守护桃花潭的水爷爷等;传说有鸟头蛇尾的玄龟、供圣人乘坐飞行的龙鱼等;科普包括与桃花开谢同步、以桃花为生死的桃花水母,水娃的“三变神功”,农药残留危害的解释等;历史知识如都江堰工程中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功用等;猛犸象的人工复活充满科幻色彩;而穿越时空幻游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建设现场,走进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富含奇幻要素;水精灵天一用水珠幻化为五彩大鸟让小朋友们骑着周游古代中国,水娃练“五子莲心功”打败三妖,充满玄幻色彩;蚂蚁吃奇异果变大或变小等,则是童趣遐想。

这些多元叙事在真实与虚构、科学与想象中自由自在地漫游飞舞,灵动自如,演化出一片灿若云霓的梦境世界,让读者神游四海,体验到非同一般的阅读快感。它避免了单纯科普的过于严谨与枯燥,玄幻与奇幻无节制的漫无边际,科幻创意的前沿性与不易理解,取众家之长集于一身,使阅读更加挥洒自如,倏然间便可心游万仞。多元杂糅在某种意义上为科学童话打开了新的大门,为国内这一延续数十年的文学体裁增添了崭新的时代色彩。利用不同的文学方式达到预想的阅读效果,“借助新创神话所特有的幻想与虚构空间,通过想象、联想的方式来阐明道理”[7]。霞子富于开创性地引领了“纪实性动物童话”的文学类型,主人公和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主体事件都是真实的,只是在叙述中采用了儿童视角,引入童趣加以衬托。有事可查,有据可依,不仅使故事异常丰满,人物具有生活原型,且满足了读者对真实结局的期待,故事与现实互相说明,互相补足,既不缺乏真实事件的可靠性,又增添了作者润色剪裁后的美感与诗意,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的童话颇为不同。一般认为,童话的三个基本特点为丰富的幻想、虚构的情节、拟人化的手法,霞子将其中虚构的情节颠覆为现实事件,这一点几乎极少有人尝试。《神奇的“鸟叔叔”》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将放羊娃阎福兴真实的人生以童话的形式进行再现。他与鸟结缘、模仿鸟叫、爱鸟护鸟的一生在童话描述中剔除了成人的理性与日常的单调,显得多彩而浪漫。小说中鸟儿们会说话,有思想,有自己价值观和处世原则,以它们的口吻告诉人们鸟类的所爱所恨,那些不可解读的“鸟语”通过儿童天真的思维与想象做了充分的补足。文末又以图文形式展现“鸟叔叔”阎福兴的真实生活,拍下人物在现实中用指哨模仿鸟儿的叫声,所参加的社会活动等,将童话的结局延伸至现实,以揭秘的方式满足读者对原型的好奇。不得不说,以科学童话的形式书写本属于报告文学的内容,霞子的尝试极富创新意义,不仅扩大了科学童话的取材范畴,且为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范本,其教育作用远远超过单调的说教。《我叫“猪坚强”》取材于2008年汶川地震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描写了在地震废墟中坚持36天的一只小猪,这个曾上过新闻、报纸的地震明星,最终在博物馆里开始了幸福的生活,那么它有着怎样的过去和现在,有哪些丰富的心理活动,短短的新闻报道无法满足孩子们想知道更多的热切期望。这本小说便将故事放大、细化,关注细节合理想象,同时有意回避了成人都不寒而栗的残忍与黑暗,保护了童话读者相对弱小的心灵,呼吁人生中坚持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令人感同身受并获得极大的启发与鼓舞。《“垃圾狗”和“鞋底”鼠王》则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主人公是作者母亲收养的一只“垃圾狗”,故事全部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无论“狗拿耗子”还是“猫怕老鼠”均来自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有无可质疑的说服力。生活为童话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平凡生活中同样遍布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这则童话感人至深,文后所附的“垃圾狗”骄骄与主人的合影更是令人唏嘘,小说的阅读效果远远超越完全杜撰的作品,唤醒了读者内心澎湃起伏的情感波澜。她还尝试了跨文体写作,在童话中插入各种风格的诗,有名人诗篇,有人物的诗作,有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抒情,诗体包括口语体、楚辞体、古风体、自由体、格律体、童谣,还有歌曲、儿歌、劳动号子、巫歌、地方民谚等,这些风格各异的诗不仅有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人物情感的抒发、背景氛围的烘托,且使整个文本具有更为飞动灵活的特征,汇聚了不同文体的长处,而这也正是主流文学多年来一直尝试的写作方式。《神奇的“鸟叔叔”》中兮字体诗篇的插入,“雁过往兮,驻足常返;山清水碧,世外仙园”,带有楚辞的风格,一种悲凉的气氛又蓦然而生。这是相对简单的童话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无法达到的。

三、现实主题与人性之美

文学作品大致分为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几种形式,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有自己的主题,主题往往包含劝诫、批判、教育、启迪、抒情等多种社会功能,脱离开主题的文学可能会沦为一堆精致的垃圾,主题消极的作品对社会来说更无异于一剂毒药。对童话而言,一本好书绝不仅仅是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还在于读者从中得到了哪些新的认知,因此,主题之“善”应是所有文学的内在追求之一。与霞子大胆、创新的叙事手法相较,其小说的主题却是极为生活化的,绝无一丝凌空蹈虚的意味,一以贯之地体现出浓厚热烈的现实气息。它直指我们周遭的社会,摆脱了自言自语的梦呓,抛弃了仅停留在故事层面的情节编织,而将与社会、时代相关的重大主题置于文本的第一层面。在她的小说中,我们能够读到对于环境保护的呼吁,对水资源日益匮乏的焦虑,对绿色栖居的向往和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状态的憧憬,这些,无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力倡导宣扬的。可以概括出,强烈的时代性,主题的现实性,对当下的热切关注,使作品有用、有益于人类是作者从未偏离的方向。霞子曾真诚地对笔者说:“无论什么时代,真善美都是不过时的。”这是其数十年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的铁律。当时间流逝,物是人非,读者再回头翻看这些作品时,会异常真实地感受到逝去的那个时代,彼时彼刻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与巨大困扰,那些生活中散碎的事件与情愫用童话的形式记录下来,更易唤醒人们孩童般的记忆,比新闻报道、社会分析等更易引起共鸣。她关注鸟儿的生存现状,《神奇的“鸟叔叔”》中凝聚着热爱自然、保护鸟类的主题;她焦灼于水资源的短缺,思考排污治污的方法,《来自宇宙的水精灵》中满是对节水的呼吁和保护环境的设想;她对人类乱喷农药、乱施化肥、滥杀野生动物、随便改变动物基因等表示强烈的反对。《北极有个月亮岛》中商业对北极的侵入,暗喻着现代文明对原生态生活的侵袭与瓦解。反对虐待动物,帮助动物们逃离禁锢,设计惩恶扬善的结局,无不体现了对理想世界的呼唤。她用自己的童话体系讲述着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休戚与共的关系,倡导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引导孩子们走向最美与最初的自然。现实生活中没有安徒生《海的女儿》那样化身泡沫的凄美爱情故事,没有可以从狼肚子中获救的小红帽,没有能告诉你世界上谁最美的魔镜,但是却有乱砍滥伐,有饮用水短缺,有土壤沙漠化,有物种灭绝等这些地球真正面对的重大灾害,每一种灾难都可能演化为人类的灭顶之灾。童话诚然要使孩子通过阅读获得享受,但同时亦应让他们看到世界真实的一面,而不是全然的遮蔽双眼冥想出来的五彩缤纷。通过阅读,他们会知道节水的重要、生态平衡的重要、敬畏自然的重要,开启他们对于世界认知的第一课。世界不只遍布了美好与慈祥,还有严酷与灾难,人类必须充分自知、充分自律,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自然。人性之美是霞子童话的显在追求,一条狗、一只鸡、一只鸟、一条鱼身上都体现着温暖的人性。《星星落在麦垛上》能听懂人话的母鸡初二,鬼奶奶与它不再是人与畜的简单关系,而是可以互相信赖的朋友,在平淡的生活中相依为命。阿兴和锯缸两个孩子捉走初二,鬼奶奶既批评了他们,同时又责怪初二不该啄破他们的手。公正、宽容、与人为善的本性读来让人倍感温馨,如春风化雨,涤荡了世间的许多污浊。《“垃圾狗”与“鞋底”鼠王》中的姥姥不仅收养了脏兮兮的流浪狗,还特意去菜市场给它找碎肉和骨头来吃,而被收养的骄骄则忠心耿耿地回报主人,还担当起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责——捉老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不愿给主人添麻烦而悄然离去。《神奇的“鸟叔叔”》中帮受伤的大雁给妈妈写信的少年,每天期待着大雁妈妈的回信,那种美好的令人悸动的童心本性让人倍感生活的美好与浪漫。《骑龙鱼的水娃》中那个与父母的敌人做朋友,不喜欢父母做坏事但又不忍割弃亲情的风妞内心充满人性的犹豫与抉择。

《酷蚁安特儿》中,蚂蚁安特儿不甘平凡,不想当微不足道的工蚁,而要实现个人的价值,绝不受人左右,始终紧紧掌握自己的命运,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它积极奋进、敢闯敢拼、不畏困难、宽容大度,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始终不渝地向着设定的目标前进。它带领大家制服大象,连食蚁兽都不怕,坚忍不拔、耐心细心、足智多谋,终于完成了化蛹为蝶的质变过程。一个不安分的蚂蚁最终成为一只受人爱戴的蚁后,几乎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人生样本。人蚁大战中,蚁群为从火中突围,一个抱一个,用身体组成一个个大球,把皇族成员和孩子们包在中间,身强力壮的在里面,年老体弱的在外围,滚过火墙时,外围的蚂蚁被烧得噼啪作响,可球却继续飞快滚动,一个接一个跃出火海。故事颂扬了为集体利益和种族延续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精神,这也许就是蚂蚁能够从上亿年前的远古生存到现在的原因。这些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读来令人唏嘘。

此外,正义战胜邪恶、集体协作的力量、办法总比困难多、友谊比仇恨更值得珍惜等理念也在文本中大量存在,这些理念超脱了动植物角色的限制,显示出浓厚的人性色彩。读者能够感受到文中脉脉流淌的爱与温情,感动与折服,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积极向上的力量,作者借用了动植物的舞台,演绎着人类社会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故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霞子的人物形象刻画与叙述语言,二者都非常值得称道。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她杜绝了概念化、公式化、标签化的写作方式,追求真实,从人物自身的逻辑出发,让人物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并有始有终,性格统一,不会前后矛盾分崩离析,也绝不做完全无中生有的杜撰。每个形象均有自己的独特性与合理性,它们集优点、缺点于一身,勇气与懦弱并存,骄傲与谦虚同在,却不会给人悖逆之感,如同我们身边那些难以一言而尽的活生生的人。

霞子的语言充满童心,不靠铺天盖地的紧凑情节与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取胜,而是需要慢慢品读,在充分悠徐的时间里、宁静如水的心情中品味、观察、思考。她注意语词的诗意化、画面化,华美温馨的语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散落篇中,营造出曼妙的阅读氛围,彰显出女性作家独特的细腻与飘逸。她写石榴树,写葡萄,写夏天的花卉,写负暄琐谈,语言从容优雅,意蕴精致。

“山下,绿油油的麦田如碧波海浪一般,随风起伏,不时有小鸟从远处飞来,落到刚刚灌浆的麦穗上,头一点点地啄食着鲜嫩的麦粒。纤纤麦秆儿承受不住小鸟的重量,被压弯了腰,风一吹,抬起来,紧接着又弯下去。小鸟们像一个个高超的风帆高手,悠然驾驭着自己的帆板徜徉在波涛中。忽而也会飞起来吃一两只飞虫,就像腾空跳跃的鱼儿在起舞弄潮。”[8]

这样精细打磨又自然舒缓的语言,如一双慧眼慢慢打量着四周,追逐每一缕清风的拂动和每一泓碧波的荡漾,不仅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有声、有色、有味,远近结合,浓淡相宜的画面,又像一首悠扬、寥远的田园牧歌,洋溢着晴川历历的明媚之美,这是霞子叙事的特点,也是最能烘托童话温馨色彩的手段。霞子的科学童话已有了较大数量的积累,文本也极具个性化特征,但希望成功不会成为束缚,特色不会成为禁锢,希望未来的日子她不会止步于此,而能在科学童话领域带来更多创新、更多色彩,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让这种文学体裁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获得各年龄段的关注,将影响力提高至整个阅读界。

参考文献

[1] 叶永烈.《新青年》是中国科学童话的起点[M]//叶永烈科普全集:科学文艺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2] 张冲.现当代科学童话发展简论[J].科普研究,2017(01):71-80.

[3] 霞子.浅议新时期科学童话的发展和创新[M]//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3.

[4] 霞子.在科学童话创新发展的路上努力前行——少儿海洋科幻童话《海底,有个糖方岛》创作谈[N].科普时报,2020-01-10(003).

[5] 张文静.用科学童话塑造孩子的精神质地[N].中国科学报,2015-07-17(005).

[6] 孙桂荣.科学童话的美学内涵和霞子的科幻创作[J].科普创作,2020(02):66-69.

[7] 胡峰,杨婕.科普:插上神话的翅膀飞翔——评霞子作品《骑龙鱼的水娃》[J].科普创作,2018(02):73-77.

[8] 霞子.神奇的“鸟叔叔”[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

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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